作者简介：路成文，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和词学研究。

北宋牡丹审美文化是唐代牡丹审美文化的延续，不过其中所具有的明确的政治取向却是唐代所罕有的。如果说唐代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主要是建立在对于牡丹形色之美的发现与渲染，以及群体性、世俗性牡丹审美玩赏风习的形成这一基础之上，因而还没有在牡丹与政治盛衰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象征性与同构关系，那么，北宋百余年牡丹审美玩赏风习，恰恰与朝廷政治建立起了特别紧密的关联，牡丹及相应的审美玩赏活动被视为朝廷之祥瑞、政治之盛明、国家之繁荣的表征。这无疑为牡丹文化注入了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涵。北宋末及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借题咏牡丹以表达政治关切与家国情怀，在牡丹与政治盛衰、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象征性与同构关系，其中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即源于北宋牡丹审美文化中的这种明确的政治取向。

北宋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之趋于极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洛阳在北宋成为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其繁华热烈之程度远超唐代；在此基础上，牡丹在北宋正式获得了“洛阳花”或“洛花”的文化身份；牡丹玩赏活动成为士大夫文人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比较稳定的、习惯性的休闲娱乐方式；洛阳牡丹及牡丹玩赏风习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种类花卉之栽培与玩赏产生了较强的辐射效应；朝廷及地方政府围绕牡丹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或惯例，强化了牡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象征意味。

一、政治中心的转移与洛阳牡丹风俗之极盛

唐代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首先是在长安，其次则在东都洛阳。这一点可以从唐代牡丹诗及大量涉及唐人牡丹玩赏活动的史料笔记中得到证实。晚唐五代，战乱频仍；长安洛阳，屡经焚掠；天祐元年（），朱温劫持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宫室、官署、民屋被拆焚殆尽；长安牡丹及相应的玩赏风习自然因而大受摧残，焚荡殆尽。五代时期，不同政权主要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同时以洛阳为西京，并时常驻跸于此。洛阳作为旧唐东都，虽有西都之名，在战乱中实亦比较落寞衰乱。北宋立国，以开封为首都，以洛阳为西都。随着天下形势的稳定，开封、洛阳等地区中心城市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就地理形势而论，北宋时期，长安已偏处西北一隅，无复唐时之盛。由于以上政治、地理形势的变迁，待天下重新定于一尊之后，人们又开始热衷于牡丹玩赏活动，而此时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遂由唐代时的长安，转移到北宋时期的洛阳。

北宋洛阳种植及赏玩牡丹之盛况，见载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及大量宋人笔记小说。《洛阳牡丹记》云：“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是洛阳者，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1］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人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姚花”初出邙山后白司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别本作“北”）诸寺间有之，岁不过十数枝，府中多取以进。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枢密园池中岛上。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自余花品甚多，天圣间钱文僖公留守时，欧阳公作《花谱》，才四十余品，至元祐间韩玉汝丞相留守，命留台张子坚续之，已百余品矣。“姚黄”自秾绿叶中出微黄花，至千叶。“魏花”紫红，叶少减。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为王，“魏花”为妃云。［2］

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可知，至少在北宋前期，洛阳人已极爱重牡丹，洛阳牡丹也已经当之无愧为天下第一，洛阳人称其他花为果子花，独称牡丹为“花”，洛阳人“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他诸花皆不足称花。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尝于西京留守钱惟演园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座后，细书字满其上”，列牡丹名“凡九十余种”，可知钱惟演已留意洛阳牡丹甚久；欧阳修在西京任职期间，虽然几次都没有赶上牡丹花盛开的时节，无缘一睹盛况，但却甚为留意洛阳牡丹风俗，后追忆前事，撰成《洛阳牡丹记》。邵伯温早年尝与诸名公交接，《邵氏闻见录》所引述的一则记载，对于洛阳牡丹种植与赏玩之风的描述，比欧阳修所见到的情景，更胜一筹。

二、士大夫文人的牡丹情结与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

欧阳修因与洛阳及牡丹有这样一段因缘，所以后来在他的诗词歌咏中，多次以“洛阳花下客”自称。比如他在景祐三年（）因书责高若讷，被贬任夷陵令［3］78-79，有《戏答元珍》诗一首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有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1］这首诗表达了作者谪居夷陵时的情绪牢落和思乡怀归之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洛阳花下客”自称，既包含对昔日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期的忆念，又包含对洛阳牡丹的特殊感情。从诗意来看，夷陵花虽较晚，但号称天下第一的洛阳牡丹不也开花很晚吗？言下之意，不必因花开较晚而有所怨嗟。但细味诗情，夷陵野芳终究不能与洛阳牡丹相比，意即此时作者之贬谪流落，终不如洛阳时期之雍容风雅。因此“洛阳花下客”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比较明显的失落感。他的另一首《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结句云“曾是洛阳花下客，欲夸风物向君羞”［1］，也流露出相似的情感和心理。

欧阳修对于洛阳牡丹的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地址
全国青少年白癜风公益援助